"四害"新说

耗时两个半月、查阅资料上百万字的呕心沥血之作
  细述学阀的堕落、奸商的贪婪,揭开贪渎官员寡廉鲜耻的画皮
  
  落桂闲人
  位卑未敢忘忧国,从上大学开始,笔者就养成了通过报纸、电视和现在的互联网关注时事的习惯。也许是修养不够,在欣喜地感受到社会各方面不断进步,祖国日益繁荣昌盛的同时,笔者也经常为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人和事愤怒,有时甚至拍案而起,大声咒骂。有时也问自己,你这么卑微的一个人,再愤怒、再发火有什么用呢?你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吗?弄不好还因肝火过盛,疾病上身,甚至一命呜呼。但一遇到什么事,还是忍不住地感到愤怒,想发表一些言论。远的不说,这一段时间有两件事,再次触动了我愤怒的神经:一件是国家重金投入、媒体广泛报道,备受社会各界瞩目的“太湖治污”,在大张旗鼓的“零点行动”七八年后,又重蹈了同样轰轰烈烈的“淮河治污”的覆辙,十六年治污功败垂成;另一件是在社会日益走向文明、人权日益得到保障的今天,“现代奴隶”、“现代包身工”竟然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地上,而山西当地公权部门对此事的麻木甚至纵容也同样令我感到震惊、愤怒。诗人艾青在其名作《我爱这土地》中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也想说:为什么我的心头常常喷出怒火?是因为我热爱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是因为我遵从良心的召唤,渴望公理、正义在我们这块多灾多难的古老土地上开花、结果。
  然而,愤怒毕竟不是我们的目的,一味愤怒反而可能使我们丧失理智,而且还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在愤怒之余,我们更需要理性的分析,找到令我们愤怒的根源,并设法铲除它们,这样,我们才能从此少愤怒,甚至不愤怒,我们的国家、民族才能走向繁荣、昌盛。正是基于此目的,笔者对这些年发生的一些事进行了认真地清理,发现有四种丑类总是做出一些令善良的人们难以想像、无法容忍、更耻于去做的坏事。他们就是我们屡屡刺痛我们的良知、挑起我们怒火的根源,他们就是危害我们民族走向复兴、国家走向强盛、人民走向幸福安康的“四害”。这四种丑类分别是――
  一、“蟑螂”:黑恶势力
  
  这类黑恶势力最大的特点是它的邪恶性和暴力化。他们是一群魔鬼附体的人,是一伙最为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他们或者为了区区几十元、数百元就砍断人手,断人肢体,或者欺行霸市,鱼肉乡里,或者敲诈勒索,强迫收取“保护费”,或者充当打手、杀手,助纣为虐,欺压良善,或者杀人越货、污辱妇女……他们作奸犯恶的行为虽然五法八门,共同的一点却都是让膨胀的兽欲完全支配了他们的行为,泯灭了他们的人性,“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为了满足兽欲,他们不择手段,视人命为蝼蚁,为草芥,挑脚筋、挖眼、灌耳、割舌、断腿、剁指、解臂,无所不用其极,在“四害”当中,他们沾染了最多的血腥味。
  不过,从总体上说,这些黑恶势力还是比较低调的,我们之所以感觉个别黑恶势力气焰嚣张,是以这个群体的绝大部分不嚣张为参照点的:他们犯罪的时间多选择在月黑风高的时候,作恶的地点多是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大都不敢在公众场合坦白他们的黑社会身份;许多团伙虽然卖的是黑社会的狗肉,却挂着合法公司的羊头;他们的老大,就是势力再大,再心狠手辣,也多半要装出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样子,比如前文提到的黑社会头子杨树宽,除了是华云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外,同时还顶着唐山市政协委员、全国“知名乡镇企业家”和河北省“非公有制杰出人才”等头衔;他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位乐善好施的“慈善家”,经常资助一些贫困学生……如此看来,这些黑恶势力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他们深知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行为都是见不得人的,不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特点倒是和专门在阴暗角落里活动,害怕见阳光的蟑螂很是相似。
  
  危害烈度:★★
  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阀”,“指在某一方面有支配势力的人物或家族”,虽然词典没有明确指出这个词的贬义色彩,但从军阀、财阀等称谓来看,一沾上“阀”,大抵不是什么正派人物。本文所谓的学阀,是指这样一号人物,他们可以称得上某学科领域的学术权威,在普通民众看来,他们是专家学者,是知识的化身,智慧的体现。从常理来说,他们应该是知识分子中最精华部分之所在,在他们身上,承载着民族复兴和祖国富强的最大希望,负担着普通民众的最大信任和期待,而且,他们往往也受到了政府的尊重,民众的敬仰,然而,人们却发现,他们已经丢掉了以屈原、杜甫、陆游、文天祥、闻一多、朱自清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抛弃了追求真理、刻苦钻研的学术精神,热衷于追逐一己私利,蝇营狗苟,甚至不惜出卖灵魂和良心,沦为权贵的跟屁虫,或者充当奸商掠夺人民的帮凶。
  然而,对于一些富豪在聚敛财富过程中的种种劣迹,如欺诈、贿赂、侵吞国有资产、盘剥工人、偷税漏税等等,他们却表现得异常宽容,公开声称“我要为富人说话” (厉以宁),“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茅于轼),“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樊纲),不许广大民众质疑这些富豪的财富来路不正。2004年8月,当香港教授郎咸平抨击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大肆鲸吞国有资产,“郎顾之争”燃起战火时,与广大民众几乎一边倒地支持郎咸平相反(新浪、搜狐等网站的民意调查表明,支持郎咸平的网民约占90%),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到了“挺顾”阵营,说什么“要善待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张维迎)。其实,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所说的“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是诸如大肆侵吞国家财产,掠夺普通民众的赖昌星、周正毅、牟其中、顾雏军、张荣坤之流。他们还臆造出来一个“仇富”的名词,胡说什么“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厉以宁),还诬蔑普通民众贫穷是因为“懒”,声称“治穷先治懒,治懒必须逼”(钟朋荣)。但他们却有意无意忽略了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在缺乏公平的社会环境里,富者的暴发往往建立在掠夺贫者的基础上,首先是富者的不仁,和他们对贫者、弱者尊严的践踏,然后才会有弱者、贫者对他们的愤怒和仇恨;他们也不愿意正视另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即民众向来也不是对所有的富者一概仇视,比如传统社会里,民众就对一些热心公众事务、经常周济贫穷乡里的“善人”充满了由衷的感激、赞美和敬佩之情,比如民众从来就没仇视过向慈善事业捐款累计超过200亿美元、并且通过遗嘱的形式把遗产的99%捐赠给慈善事业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从来没有对热心公众事业的香港富豪霍英东、李嘉诚、田家炳等说过什么不敬的言辞。他们还鼓吹对“问题富豪”的“原罪”进行赦免,声称如果清算他们的“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绩”(胡德平)。他们还放肆地宣称,“(腐败和贿赂)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张曙光),“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张维迎)。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院长王炜率领的“专家组”,为了获得汽车销售商的几文赞助,竟然研究出了“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这样滑天下之大稽的“科学结论”。 全国“牙防组”的专家们,利用全国人民对他们的信任,违规认证十三载,获利218.5万元,还非法收受了宝洁公司等企业的“捐款”1300多万元。
  由于这些学阀将过多的精力用在了敛财上,至于学问,那就只好靠边站了。他们没有心思,也没有多少精力在书斋里精心钻研,更没有耐心深入基层去做调查研究,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利用他们精通外文、出国机会多、外文资料丰富的优势,将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改头换面,变成他们的“著作”,于是,经济学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一统天下,社会学里欧风美雨盛行,心理学教育学更是“言必称英美”,至于这些“洋理论”在中国是否会水土不服,他们是懒得管的。
  这件轶事的真伪我们无从考证,但“课改专家”们提出的“课改方案”令许多从教多年的教师“不会教课了”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在一些课程改革的研讨会、报告会上,我们也经常看到或听到一些中小学教师当众对课程改革提出的“脱离实际”的批评、质疑。是“课改专家”们的理论太先进了,还是教师们的观念太陈旧了?我们似乎很难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课程改革的关键是有一支具有新的教育理念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这话当然是不错的,不过,我们是否也可以运用一下逆向思维:曾经“轰轰烈烈”的课程改革现在之所以处境尴尬,“应试教育”依然“实实在在”,根本原因是教师素质不行?这不,课程改革刚开始没多久,他们就为他们预料中的失败找到合理的借口了。
  至于日常生活方面,某些学阀也丢掉了知识分子的操守和斯文,一如贪官和富豪那样腐化堕落,有的甚至达到了不知廉耻的地步。前面提到的那位“课改专家”,与另三位“德高望重”的教育理论家被业内人士私下里称作“教育界四大色狼”。据媒体报道,武汉一所大学曾邀请一位年逾古稀的院士评审一个科研项目,可这个院士竟然要求对方同时支付一位韶龄少妇的往返机票。这一对老男少妇在此间同吃同住,种种丑态令主办方跌碎了许多副眼镜。
  然而,公众虽然认识到这些学阀已经变成了一群一心追逐铜臭的“苍蝇”,但在“知识就是力量”,各种“专家”日益深刻地影响我们生产、生活的今天,我们又不能不聆听他们那种苍蝇嗡嗡似的喋喋不休的说教,这正如我们明知某些医院已经成了“宰客”的地方,还不得不“引颈受戮”,乖乖地把自己不多的血汗钱双手奉上,――我们难道还有其它选择吗?这就是我们国家和民众的悲哀。
  三、“蚊子”:奸商
  
  我们当然也不否认,绝大多数工商业主是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来圆自己的发家之梦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大部分商家的利润是很微薄的,挣到一些钱并不难,但要在短时间内发家致富,成为千万或亿万富翁,那也肯定近乎天方夜谭。换句话说,那些一夜暴富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经不起道德和法律的拷问的,沈太福、邓斌、卢俊雄、赖昌星、蔡天真、胡志标、牟其中、周正毅、黄宏生、张海、顾雏军、张荣坤……这些我们熟悉或陌生的富豪名字,竟然没有一个是清白无辜的!
  肆无忌惮地压榨盘剥工人,掠夺民众财富,是不法奸商们发家致富的另一个秘诀。马克思有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可以说,今天中国的某些资本家和奸商在对工人敲骨榨髓方面,比起他们的西方前辈和解放前的祖宗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二,“血汗工厂”老板:践踏“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等有关法律法令,无视工人健康,强迫或变相强迫工人加班加点,超时劳动。央行曾发布了一份农民工薪酬调查分析,调查显示,在调查对象中,每周工作时间在41~60小时的占1/2,超过61小时的占1/3。在不少“血汗工厂”里,工人的日平均工作时间为14、15个小时,甚至更长。2004年4月30日广州《新快报》报道,广州某公司工人每天凌晨2点下班,6点30上班,除去洗漱时间,睡眠时间不超过4小时。超时工作使工人疲劳操作,从而大大增加了因工致伤致残的风险,据英国《独立报》报道,中国工厂里每月大约有数万根手指被切掉(参见2007,5,16《参考消息》);更严重的是,还极大地损害了工人的身心健康,甚至造成“过劳死”悲剧的发生,赵振英(1990)、徐章水(1998)、李金中(2001)、贾平夫(2001)、何春梅(2005)、甘红英(2006)、魏美仁(2007)……还有其他更多不知名的鲜活生命就这样消逝了,他们生前“吃得比猪差,干的比牛多”,他们的“勤劳”、“节俭”并没有使他们发家致富,却给黑心的资本家换来了大把大把的钞票!
  然而,在矿难中丧生,远远不是矿工及其家属灾难的全部。由于缺乏必要的安全保护,许多人患上了尘肺病。尘肺病目前是中国的头号职业病,患者的平均寿命不足48岁。该病是因长期吸入大量粉尘而导致的肺组织不断纤维化的全身性疾病,症状为胸闷、胸痛、气短、咳嗽、全身无力,由于不能平卧,连睡觉也得采取跪姿。依中国目前的医疗水平,根本无法根治,这也就意味着,得了尘肺病的人将一辈子与呼吸困难搏斗,直到最后肺功能衰竭,呼吸困难,痛苦地跪着死去,令人惨不忍睹。
  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在煤矿工人的累累白骨中崛起的,是一小撮煤矿老板,他们的暴富令人咋舌:2005年8月,正当全国人民为发生在广东省梅州市死亡人数为123人的“87”兴宁特大矿难悲愤不已的时候,山西一些暴富的煤老板们却一次购进单价为105万的“悍马”轿车20辆!太原有个王姓煤商,家中拥有本田、奥迪、沃尔沃、别克、丰田等豪华车十数辆。另据媒体报道,在山西高平,仅占全市人口万分之三的煤老板的存款却占全市储蓄总额的30%,他们人均500万元的年收入也与当地低收入人群的500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房地产业的火爆和房地产商的暴富,给中国的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其次,房地产商在追逐暴利的过程中,大肆进行钱权交易,助长了官员的贪污腐败之风。官商勾结已成为房地产业的潜规则,是这个行业获取暴利的基础,近几年落马的许多贪官,都与房地产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前北京副市长刘志华、江苏省前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武龙、前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安徽省前副省长何闽旭、天津市前检察长李宝金、江西省前检察长丁鑫发、湖南省郴州市前市委书记李大伦、前副市长雷渊利、江苏省苏州市前副市长姜人杰、常州市前政协副 张东林,以及前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银香港副董事长、总裁刘金宝、前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及其后任张恩照,前中国银行副行长赵安歌等人。
  第四,由于房地产的巨大利润,吸引了大量投资,挤压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科技的投资空间,造成对其投入相对不足,这就严重影响到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给我国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最后,房地产业存在着严重的泡沫,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它给中国经济的安全运行带来了严重威胁,一旦泡沫破碎,必将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和亚洲金融危机都殷鉴不远。
  不过,若说没有热心公益事业的富豪,似乎也不太符合实际,比如上海就曾有一位富豪,2001年其公司净利润2201万元,但这一年他捐给慈善事业的金额却高达2706万元,净亏500多万元!如此乐善好施的“大慈善家”是何许人也?他就是将陈良宇、邱晓华等一大批高官拖下水的张荣坤。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捐助,在上海无权无势的他获得了一系列头衔: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慈善之星、民政部先进个人等等,而有了这一大批耀眼的光环,张老板就在上海滩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找到了呼风唤雨的广阔空间,后来果然一鸣而天下惊,制造了一场烈度极高的“官场地震”。
  
  危害烈度:★★★★
  根据2001年12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在中国十大社会阶层中,居于最高端的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他们位高权重,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拥有主导甚至决定整个国家或者局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巨大影响力,按道理,他们应该像古代的海瑞、或者现代的焦裕禄那样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职责,然而,在这个群体中,却有少数害群之马,贪污渎职腐化、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从媒体披露出来的大量事实都说明,这个从先秦时代开始就被人们称为“硕鼠”的群体,是当代中国最为寡廉鲜耻的一个群体,也是对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祖国走向富强、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征程危害最烈的一个群体,是名副其实的“四害”之首。
  其一,不信马列信鬼神,已经丧失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起码资格。据2006年9-12月国家行政学院程萍博士对来自上海、湖南、青海等省市的900名县处级官员的调查,“很相信”、“有些相信”相面的官员,接近三成。前黑龙江省政协 韩桂芝、前沈阳中院院长贾永光、前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河北省前副省长丛福奎更是接受了五台山白云寺女住持的“灌顶”,成了佛门的一名“俗家弟子”,法号“妙全”;他还和专以测字算卦为业的“女大仙”殷凤珍打得火热,并勾搭成奸。他还常“教育”别人:“现在社会上好人越来越少了,老百姓都要信佛就好了,佛教比较文明,教人如何行善积德,不做坏事,信佛的人多了,社会也就安定了。”但就是这个“吃斋吃素”的“佛门弟子”,却以做“善事”为幌子,先后向6名私营业主索贿达1700万元。
  其二,口是心非,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台上大讲特讲党风廉政建设,幕后却贪污腐化无恶不作。贵州前省委书记刘方仁曾说:“落实以德治国,必须大力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良好的党风政风带动社会风气的转变。各级干部要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真正树立起人民公仆的形象,努力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安邦兴国,法治与德治缺一不可。”当时恐怕再有想象力的人也不会想到,这位口口声声“以德治国”的省委书记,竟会勾搭上一个发廊妹,还收受贿赂661万元。
   “防弹衣书记”黄金高则以其出色的“表演才能”,着实忽悠了全国人民一把。2004年8月,他在人民网上发表《连江县委书记致信人民网:防弹衣为何穿了6年》,称为查处自己辖区内的腐败大案,一方面受到上头的压力,另一方面受到黑社会的威胁,6年穿着防弹衣上班。文章发表后,各大网站纷纷转载,轰动一时。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人称“反腐书记”的福建省连江县委书记,一年后却被指控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368万余元,美元将近23万元,价值26万元的寿山石30块,还长期包养4个情妇,――真是一个忽悠才华堪比赵本山的“表演大师”啊!
  和绝大多数骄奢淫逸的贪官相反,下面一些官员也许算得上另类:人称“廉政局长”的武汉市前市政管理局长明九斤有着很多“廉政轶事”:他平时穿着价格便宜的衣服,甚至袜子还有窟窿;他明令禁止干部在外就餐,自己也尽量赶回单位食堂吃饭;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敲打”下属注意“防微杜渐”;虽然买了新房,他仍然挤在拥挤陈旧的二室一厅住房里;他的弟弟、妹妹都是下岗职工,可“明局长”却不徇私情、不滥用手中权力,致使弟弟只得依靠人力三轮车为生;妹妹以帮人守摊为业。“作风朴实”的四川省南充市五交化公司前经理金荣中的事迹也同样“可歌可泣”:在五交化公司工作期间,他一年的招待费不超过2万元,是当地商业系统最低的;当年修建门面仓库时,他带头干活,连搬运费也舍不得出;他用的手机,是最老款式的、还用胶布包着的 “大哥大”;他最体面的一件衣服,也是其姐夫不穿了给他的;几十年来他一直住在职工宿舍,从未购房置产,家中也不曾装修,没有像样的家具和家电,甚至用报纸糊窗户……这些官员的清贫作风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死后两袖清风,连葬礼的费用也需要同事赞助的明代大清官海瑞,还有常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住着茅草屋、吃着窝窝头和咸菜的“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然而,令人们大跌眼镜的是,“廉政局长”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收取“感谢费”、“拜年礼金”,共计47万余元;“作风朴实”的金荣中经理,也利用贪污、职务侵占、挪用公款、偷税等手段大肆敛财,涉案金额总计164万余元。
  其三,贪污受贿,充当奸商和黑社会势力的保护伞。正如资本总有一种寻求增值的冲动一样,权力也总有一种寻租的冲动。吴思先生借明太祖朱元璋之口总结出了一个“新官堕落定律”,并形象地描述道:“派出去的官员,如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战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前赴后继,一浪接着一浪,一代跟着一代”。他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淘汰清官定律”:“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请你走人。……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在贪污受贿金额方面,贪官们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根据吴思的研究,1952年被处决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按照今天的市值,平均也就贪污挥霍了10万元左右,放到今天,也就是10年左右的徒刑;跟贪污40亿元的余振东之流相比,简直是鲸鱼口里的虾米,大象脚下的蚂蚁。他们若在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抱怨爹妈为什么不晚生自己五十年吧。
  2001年2月20日晚,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前副局长王振忠,为了帮助他庇护的老板徐承平独占福州旧车市场,调动数十名警察,其中包括多次获得“福州市十佳警察”和“全国优秀民警”称号的刘雄,用微型冲锋枪,连续发射150发子弹,将无辜商人卞礼忠乱枪打死。这则案例雄辩地说明了贪腐分子履行起“保护伞”的“职责”来是何等不遗余力,欺压起善良民众来又是何等心狠手辣。
  这就出现了三种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
  二是“带病提拔”现象。如安徽省前副省长王怀忠,从阜阳的基层干部一路高升至副省长,平均每两年就加官晋爵一次,而在此过程中,对王的质疑和揭露一直就没断过,当地人民称王为“王坏种”,还有一句民谣:“只要反腐不放松,迟早抓住王坏种”。又如山西省前副省委书记侯伍杰,早在1990年在阳泉市委书记任上,就曾因在北京的一家宾馆里与阳泉电视台的女台长鬼混被北京警方抓了个正着(一说嫖娼),以后关于他的各种举报也一直不断,但这并不妨碍他一路高升至位高权重的山西省第三把手。在“带病提拔”的贪官里面,刘平也许只能算个芝麻大的官,但他在排除掉县人大代表的“阻挠”,当上江苏省射阳县粮食局长之后,说的一句得意话足够经典:“人民不要党要”。
  其五,玩忽职守,渎职犯罪。和贪污受贿的官员相比,渎职官员往往激不起那么强烈的民愤,有时甚至还会引起人们的一些同情,得到的处理往往也偏轻。据《检察日报》2006年7月25日的一则报道,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或缓刑的比例,从2001年的52.6%递增到2005年的82.83%。然而,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厅副厅长宋寒松却把渎职侵权犯罪称为“不揣腰包的腐败”,他指出,贪污犯罪个案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平均是15万元,而渎职侵权犯罪个案带来的平均损失却高达258万元,是贪污案的17倍。笔者以为,此言不谬,就以前一段时间引起公众广泛愤怒的山西“奴工”事件来说,从笔者收集到的有限材料来看,1997年的山西省太谷县、1999年的天津市、2002年的天津市、2003年的河南省新密市、2004-2005年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辽宁省盘锦市、2005年的山东省文莱市、河南省开封市、2006年的河北省临西县、威县、清河县、山东省临清市、2007年的广东省惠州市、湖南省耒阳市、河南省新乡市、焦作市(以上均以媒体报道时间为准),都曾发生过或正发生着类似于山西省晋城市、临汾市的“奴工”事件。从时间上来看,绵延10年之久,从地区来说,遍布大江南北,说明这样的“奴工”事件已经不是什么个别事件,而是成了一类较为普遍的现象。试想,如果没有少数政府官员充当保护伞,没有更多的政府官员装聋作哑,这种令现代人发指、让整个中华民族都为之蒙羞的事件何以会在中华大地上“遍地开花”、屡“禁”不绝?还有前文提到的“淮河治污”和“太湖治污”,十数年之功竟一事无成,不正与相关政府部门对“环保”的行政不作为有关吗?
  笔者相信,贪官杀人这幕活剧肯定还没有到剧终人散的时候,只是下一个主角不知会到哪一级,采取的手段又将是什么?会不会调动军队,动用飞机、坦克、大炮,甚至原子弹?不得而知。
  其七,道德败坏,腐化堕落。“饱暖思淫欲”,贪官们既没有焦裕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也没有唐僧或者武松那样的定力,于是“兽欲横流”也就顺理成章了。据《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启昌教授统计,被查处的贪官95%有情妇;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贪污受贿案件中,涉案官员无一例外全都包养有情妇。2006年11月3日,前中国银行行长张恩照因受贿罪被判处15年徒刑,其辩护律师称,他曾辩护过的30多位高官中,只有张一人没有婚外私情。在200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登举说,最高检察院办的省部级高官大案中,几乎每人都有情妇。
  “三光书记”林龙飞虽然在数量上欠缺一些,但其“才华”似乎毫不逊色:他在2002年5月22日这个“黄道吉日”,在福州某酒店摆了场所谓的“群芳宴”,出席宴会的是22位近年来与他厮混过的女人。在宴会中间,林书记除了“语重心长”地寄语大家互相沟通、共同进步、共同发财外,还宣布,这样的宴会以后要每年举行一次,还要设置“年度佳丽奖”,奖给当年最让自己满意的女人。当然,“第一届年度佳丽奖”还没来得及颁发,这位不知荒淫无耻为何物的“三光书记”就把自己送进了班房。
  根据现代女权主义的主张,女性不是男人的附庸和泄欲的工具,她们也有自己的性权利,女贪官们就用她们的淫乱行为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注脚。疯狂敛财1000多万元的“三湘女巨贪”蒋艳萍有一个怪论:“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的女人,才是真正高明的女人”。她凭借色相,将40多名大大小小的官员玩得团团转,她自己也从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仓库保管员,一直升到副厅级的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副总经理,而这一系列升迁仅仅用了短短的13年。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她竟在被看押期间用“肉弹”将看守所副所长万江撂倒,使他甘愿为自己通风报信,真是将“女人的资本”运用到了极致。在这方面,安徽省卫生厅前副厅长尚军也不遑多让,初中毕业的她本来只是一名普通的基层民警,但由于她先后勾搭上了多名贪官,其中包括王昭耀和王怀忠这两个副省级的巨贪,就一直官运亨通,直至爬到了副厅级。
  以上“七宗罪”虽然难免有片面、失当的地方,但也足以揭开这些“硕鼠”的画皮。朋友们,想想看,我们能指望这伙贪得无厌、荒淫无耻外加穷凶极恶的卑劣之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践‘三个代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吗?
  五、“四害”的沆瀣一气
  
  当然,真正的“四害”之间不可能配合得那么默契,可是,在当今社会中,贪官、奸商、学阀和黑恶势力却狼狈为奸,互相利用,结成了一种“两主两仆”结构的联盟:即以权力和资本为主子,以学阀和黑恶势力为一文一武两个走狗。按照学者孙立平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开始形成一个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构成的“精英联盟”。这个“精英联盟”与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根本利益和立场是尖锐对立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2004年以来的一系列争论,如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关于房地产的争论、关于医疗改革的争论、关于教育改革的争论中,一些政府官员、学者与商人们的口径都是那么惊人地一致,而他们的观点与一般民众的感受又都是那么地截然相反了。
  案例一:住房价格的高烧不退,只涨不跌。这是以贪渎官员和黑心房地产商为核心,无良学者和黑恶势力共同参与的“杰作”。他们一般先由地方政府打出“旧城改造”、“改造城中村”等幌子,进行大规模拆迁,如果公检法不方便出面,就由房地产商雇佣黑恶势力进行“野蛮拆迁”,人为地制造民众对于住房的大量需求,再加上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房地产商的非法操作,还有无良学者对高房价“合理性”的论证,以及关于“改变住房观念”之类的说教,于是,高得离谱的房价也变得合理了,作为一种商品的住房价格只升不降这种怪现象也成了常态。合作的结果,当然是四方“利益均沾”。前一段时间,有位多年从事房地产开发的老板道出了其中的玄机:“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的20%,开发商只能拿到其中的40%的利润,余下超过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消化’掉了”。学阀和黑恶势力这对走狗虽然没有吃上肉,但剩下的汤也足够他们喝个脑满肠肥了。
  案例三:“定州事件”。2005年6月11日凌晨四点半左右,天刚蒙蒙亮,二三百名头戴安全帽、穿着迷彩服的青年男子手持猎枪、钩刀、棍棒、灭火器,向正在熟睡的定州市绳油村村民发动突然袭击。冲在前面的人连续向逃跑的村民们开枪,对逃跑不及的村民不是用刀刺,就是用镐钯猛击。袭击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造成至少6人死亡,48名村民受伤。从官方的调查结论来看,似乎这是一场由征地纠纷引起的,由工程承包商纠集黑社会势力向无辜村民发动的罪恶袭击,然而,负有制止大规模冲突、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责任的地方政府,却耐人寻味地采取了壁上观的态度,在村民拨打了110和120之后,警车和医护车上午9点左右才到。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此次袭击之前的2004年3月至2004年7月9日,在定州市相关部门的强力支援下,工程承包商共强行施工十余次,出动工程车辆50台次,警车80台次,公安及施工人员5000余人次,还试图采用断水断粮的手段逼迫村民退出征地,但都没有成功;另外,在“611”袭击之前的4月20日凌晨两点半左右,村民也曾遭到约20多名手持钢管、棍棒的歹徒的袭击,只是因歹徒人少才没造成大的损失;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当地政府采取的阻挠和管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解放前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而村民则象当年老百姓掩护地下党员一样掩护记者采访。这种种迹象都表明,在这场村民和工程承包商的“竞技”中,当地政府早已不再是什么“裁判员”,而是作为“运动员”直接赤膊上阵了。在这种背景下,村民们说他们不相信政府,拒绝将他们扣留的袭击者朱小瑞交给警方也就不难理解了。
  是的,“四害”祸国殃民,为害匪浅,已经严重危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事业。“四害”一日不除,国家就一日没有安宁,老百姓就一日没有过上好日子的盼头。毛泽东 曾在一首词中豪迈地写道:“要扫尽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是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好河山,朗朗乾坤,岂容这些丑类长久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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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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