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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让农民把生产的粮食卖给国家,全社会所需要的粮食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城镇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此外,国家还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禁止粮食自由买卖。

  1953年春,农民因惜售备荒不愿将粮食卖给国家

  在“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前,我国仍有粮食市场,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国家要储备粮食除了向农民征粮外,还得从粮食市场收购。这时期,粮食市场并非全由官家控制的,也有私人粮商。国家要从粮食市场购粮储备,就得和私人粮商竞争。

  建国后,城市人口快速发展,国家粮食储备一直购少销多,入不敷出。1953年春,局部地方出现霜灾,到1953年秋,农民惜售备荒不愿将粮食出售,无论是卖给国家还是私人粮商,致使国家粮食购少销多的局面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禁止粮食自由买卖,国家完全控制粮食市场,也难以从农民手中购得足够的粮食,因为农民根本不愿卖粮。正如陈云在论证实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时所说的:“有的同志提出,去掉商人,我们可以多买一点粮食。我看去掉商人并不等于农民的粮食一定可以多卖给国家”。

  

  

  

  

  

   其实:1952年,陈云就已提议实施粮食征购,确保粮食的储备和出口

  “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1953年霜灾造成的国家粮食购销紧张只是直接原因,并不是政策的根本动因。因为在1953年在此之前,领导层就已酝酿实行粮食的统购。

  作为统购统销政策的掌托人,陈云在1951年和1952年就有实施粮食统购统销的念头。据薄一波了解,陈云早在1951年底就酝酿过粮食统购。他在当年底全国财经会议上讲道:“粮食是紧张的,但不要过分恐慌。第一条防止经济作物面积扩大,第二条小公粮一定交国家。征购办法必须采取,则粮食间题可以解决。”

  陈云口中的“紧张”是指,我国“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后,城市人口以及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逐步发展,对粮食的需求日益增大,粮食问题供应紧张。

  1952年,陈云再一次提议。他与李富春、薄一波三人名义给中共中央的《关于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实行粮食征购的意见。报告中说明:“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只要使人民充分了解征购意义,又能做到价格公平合理,并只购农民余粮中的一部分,则征购是可能的。目前先做准备工作,在一九五二年夏收时,采取合作社动员收购和地方政府下令征购的方式,重点试办,以观成效。如试验成功,即于一九五二年秋后扩大征购面,逐渐在全国实行。”

  上述种种事实表明,对于粮食问题的决策者来说,实行粮食征购在当时是既定或至少是比较倾向于采用的解决粮食购销问题的方针,只不过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1953年霜灾导致的粮食紧张,加强征收粮食确保温饱就成推行政策的绝好契机。台湾学者李福钟曾提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早在1953年粮食危机出现之前,就已是中共高层(很可能由毛亲自策划)不断在思索尝试的一项粮食政策”,并进而认为,“统购统销目的在保证粮食出口”。

  统购统销政策实现从农业获取工业原始积累

  “一五”计划优先发展工业,城市人口增长,除了急需粮食保障温饱外,工业化发展也需要资金和原料。

  据统计,“一五”计划预备累计投人折合黄金7亿两的巨额资金用于各项建设事业,其中有55.8%为不能短期收回的基本建设投资。这样,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资金筹措成了一个呕待解决问题。当时,领导层主要采取从农业积累工业资金,也清楚地表达这一思路。

  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时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2-183页)

  统购统销制度正是适应了工业资金积累的需要。在运作过程中,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实现了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的转移。所谓价格剪刀差,就是:采用农产品的国家定价形式,从农民手中低价统购,又对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低价统销,用以维持大工业低工资和低原料成本,提供不断产生超额工业利润的条件,最后又通过工业上缴,集中起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

  

  

  

   1953年不提高价钱刺激农民卖粮,是担心国家预算提高和物价通胀

  正是统购统销政策要实现工业资本积累,所以1953年出现粮食危机时,并没有提高收购价格来刺激农民卖粮及种粮,而采取强制征收。在陈云关于实行粮食征购办法必要性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对于稳定粮食市场、稳定物价的关注。1952年,陈云说“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这样一来,预算中的工业投资就失去了保证。能否进口粮食呢?”陈云又说:如果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 (朱佳木 :《陈云与中国工业化起步过程中若干基本问题的解决》,人民网)

  经济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因为统购统销的实施,“一五”时期尽管国民经济以平均每年11.3%的高速度增长,但物价指数的年均上涨幅度却只有1.1%。

   从上述种种事实可以看出,统购统销的实施,已不是单纯的温饱问题,粮食供应问题了,而是事关领导层优先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实施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了。所以,统购统销政策过程中,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往往压倒“温饱”问题;因而,农民为此作出“牺牲”就在所难免了。

  

  

  

  

   征粮时农民随便被扣“帽子”

  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基层为了完成征收任务,有时动用过激的征收方式。

  据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1955年4月22日)

  

  

  

  

   征粮过度又放粮食卫星,农村出现饥荒

  1962年,中央召开大会(后称“七千人大会”),要总结大跃进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推动粮食征购。会议的初始阶段,中央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也便于中央征调粮食。但当会议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号召大家“开出气会”后,会议不但没有在粮食问题上大做文章,反而决定把工业发展速度再调低一些,把进口粮食的时间再延长一点,减少了粮食征购任务。同时,相关部门可以检讨,认为征粮过度又放粮食卫星,导致农村出现饥荒。

  在会上,粮食部检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还检讨说:1960年本已出现全国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已很严重,可是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可见粮食部见事太迟。全国出现大饥荒原因可能很多,但粮食征购过头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人民日报》、新华社检讨了对“大跃进”中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所起的推波助澜的坏作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就是出自于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一些天文数字的高产“卫星”,也多来自于《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如河南的早稻亩产48925斤,广东的中稻亩产60400斤,北方水稻亩产124329斤……放高产“卫星”导致了盲目乐观的估产,导致高征购(即购过头粮),导致农民手中无粮而饿死人。(唐正芒:《粮食问题――“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议题》,人民网《党史博览》,2008年01月07日)

  

   农村饥荒本可避免

  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历史资料: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统计表。)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统购统销政策下的百姓日常生活

  

  

  

   市民暖瓶被打成心病:发梦不是梦见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

  在“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 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即便是票证规定的东西,也只有北京、人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他许多地方连票证规定的东西都不能保证供应。生活是纷繁复杂的,这种简单的“一刀切”造成生活的荒诞。

  百花文艺出版了一部《票证旧事》,辑录了一些人写的亲身经历。如市民宁宗一当时小孩才出生几十天,家中唯一的一把暖瓶被打,生活极不方便。而一把暖瓶要一年所发全部“工业券”,根本无法购买,只好硬头皮向邻居暂借(邻居也只有一把),以渡过难关。此后,暖瓶成了他的一种心病,生怕打破,“夜里睡觉都变成了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海波:《统购统销》,《档案天地》2008年 第11期 )

  

  

  

   改革使统购统销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统购统销可能一直继续下去。1978年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后,粮食真正多了起来。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副产品也大副度增长。

  1992年底,各地的库存粮食多,库存粮食占压不少资金。这时放开粮食价格,不仅不会出现抢购,还会给粮食部门减轻负担。于是,全国844个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形成,统购统销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田锡全:《革命与乡村: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上海社会科学院,2006年;海波:《统购统销》,《档案天地》2008年 第11期,杨继绳:《统购统销历史回顾》,炎黄春秋 2009年2期;罗平汉:《1957年的统购统销大辩论》,晋阳学刊2009年第6期。 

Author: 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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