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斥郎咸平系列(2)--国退民进还是重新国有化?

前言
  郎咸平看到了在MBO过程中存在种种黑幕,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重新国有化,并且建立“中央集权政府”去推行严刑峻法,利用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去搞好国企。
  不说他的办法好不好,只是说是否可行。有一个故事是,妈妈指着天上说,“月亮好圆”,孩子说:“妈妈,我要吃奶”。天上的月亮再好,也只是挂在天上,有奶吃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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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有企业是怎么来的?
  国有企业,以前是国有独资企业,那时叫做国营,所谓全民所有制。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后来概念扩大了,国有控股的企业也算国有企业了。
  让我们从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一篇《国营 还是“还产于民”》去看看中国国有企业的历史沿革。
  “不管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民营”不仅天经地义,而且是自古人类最自然的谋生方式,“花自己的钱才心痛”是再自然不过的黄金定律。而“国营”才是后来物。。。
  “国营”在中国至少可追回到十一世纪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在王的倡导下由国家直接经营粮茶、盐、牛马交易等商业活动,使政府成为直接的创业者和经营者。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次试验只有十几年。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之后,“国营”理念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中重新出台。比如,1865年由政府出资购建的“江南制造局”。但,即使在晚清洋务运动期间,人们对纯粹的“国营”或“官办”也是多有警惕、提防。盛宣怀在1870年代论及煤铁矿务、航运企业的创建时称,此等企业“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可是,洋务派一方面面对西方炮舰、洋行经营势力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又缺乏规模融资途径,同时又无任何经营新兴工业事业的经验,觉得完全由民间经营洋务又会显得力气太薄。按李鸿章的说法,“此等创举,责之民办,而民无此力;责之商办,而商无此权”,“此等有益富强之举,创始不易, 倘非官为扶持,无以创始。”(这些言论均摘自李玉著《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第8页)。因此,虽然由于工业化任务的挑战让洋务派感觉到国家应承担一定的主角,但至少晚清并没把国家推到“创业者”和直接“经营者”的位置上,而仅是“官督商办”。
  到民国时期,两大因素把中国推上“国营”之路。其一是1917年苏联革命成功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计划经济并使其经济在30年代按照12%至13%的年速度增长,那期间又恰逢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西方市场经济发生大危机。看到苏联“国营”世界与西方“民营”世界这种巨大的反差,南京政府的“国营”决心可想而知。包括马寅初在内的学者大声呼吁中国也追“国营”。第二大因素是德国于1914年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也对德宣战并停止支付一切德国债务,并没收了德国在山东等地的资产,这变成晚清之后的第一批新国有资产。当然,抗日战争期间以及二战之后日本侵略者留下的矿产和其它财产成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大笔“国营”产权,东北的重工业一夜间使中国经济的“国营”成份大增。当然,出于当时的需要,南京政府在30年代初先是以官股强行进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随后以各种手段达到以“国营”控制主要银行的目的。尽管如此,到1949年之前“国营”并没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先是针对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等没收私人财产。到1952年底,全国已经有80%的重工业和40%的轻工业被收归国有,国营在商业领域也占有了50%的营业额。1953年10月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地把中小型以及个体工业、手工业、商业的私人资本和私人财产收归国有。(四年之后,私营和个体经济规模由五十年代初占全部产出的2/3下降到1957年的不足3%。运输业的总额中,国营企业已占62%,公私合营占36.4%,私营仅占1.6%。再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个人经营性财产全部灭绝,人们的生活资源也全部由国家和集体提供。使个人几乎除了两只手和起码的居住条件外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还有就是一份名义上的国有资产。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皇帝能够支配的资源也不过是财政收入加上盐铁等少数几个业务的垄断利润。但是在过去50年里,政府所控制的资源还包括所有的生产资料、金融储蓄资源等等。所拥有的权力是过去几千年任何皇帝所不能想象的。这当然使道德风险也达到了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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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为什么中国的国有企业搞不好?
  郎咸平用在香港上市的国企作为研究对象,得出了国有企业也能做得很好,效率也能很高的结论。很可惜,他研究的范围太窄了,所以得出错误的结论一点也不奇怪。
  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里面,不说全部,大多数效率是不高的。在一个典型的法制市场经济里面,政府主要负责公共物品的管理。而和市场竞争相关的领域全部交给市场自己去处理。只有那些谁也不愿意投资的,谁都可以轻易的搭便车的领域,谁做了会影响国家安全和国民福利的领域,才需要政府去“国有”。所以,国企不需要追求利润,而是起到一个保障和福利的作用。她不需要很高的效率。因为,这个政府是一个守夜型的政府,国企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存在的。
  从上面陈志武的论文,可以看到中国国企的由来。源自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国有企业,遍布从公用事业到市场竞争领域。这就给政府出了难题。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只需要按照计委的指令生产,原材料和产品都会被安排好。到了市场经济,国有企业要参与竞争,原材料和产品都要借助市场去解决。而政府这时既作为裁判(管理者),也作为运动员(国有企业),就会在国企的利润和社会职能之间产生矛盾。
  事实上,国企有“企业办社会”的负担,还有吸纳就业的社会责任等,但是也得到了很多的优惠:从财政的拨款、银行的贷款到上市。市场经济建立之后,没有了财政的拨款,但是银行的贷款中70-80%是贷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好,偿债能力低下。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金融体系资产质量的低下,金融风险加大。为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而实行的低利率和某些产品的低价格政策,造成了官
  
  
  
  
  
  
  
  行业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在80%以上,有些企业甚至超过了100%。”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有句古话“恒产者有恒心”。事实上,所谓的国有企业,产权是不明确的。谁才是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是怎么来的?谁来关心国企的效率?
  按照国有企业的定义,全民所有。就是说,全体中国的公民都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当然也就是出资人。郎咸平喜欢用保姆理论来谈论国企MBO。我们来看看,国有企业里面,谁是主人,谁是保姆?主人是全国人民,既不是财政部,也不是国资委,更不是国务院。保姆是谁?目前来看,最大的保姆是国资委,然后是国资委任命的代理人--企业的老总。
  问题在于,作为国有企业的主人--全国的公民,既不了解国有企业的经营情况,也不了解国企的利润分配。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才是终极的委托者。而作为一级代理人的国资委,他们了解每一家国企的情况?即便他们很关心很尽责,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他们不可能了解每一家国企的真正的经验情况。而作为国资委任命的国企老总,有很大的道德风险和实际的利益冲突问题。
  作为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他们只需要对国资委负责。基于利益关系,他们会和国资委商量利润等绩效指标,同时他们决定资产的使用和企业的经营。作为出资人的全国公民,实际上才是真正的“所有者缺位”。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任何一家国企的真正的所有者。
  这就形成一个有趣的经营模式:所有者不知道自己的企业经营情况,一级代理人国资委不了解具体的企业经营的真实情况,而企业的直接经营者根本不需要对所有者负责,而仅仅需要和国资委讨价还价。而放权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经营者短期行为严重。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本来就没有多少市场经济经验的经营者,会发现掠夺存量的财富比创造新的财富容易得多。于是,穷庙富方丈的情况比比皆是。很有讽刺意味的,这些行为符合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而这种体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这种体制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经营者和国企的普通工人的收入大幅的拉大。从几倍到几十倍不等。同时,“花别人的钱不心疼”,只要投资能够换来回扣,哪管她是否适合,必然会造成效率降低、腐败盛行。
  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整个国家的金融效率因为国企的低效率和亏损而效率很低,风险巨大。
  国资委口口声声说国企里面的收入差距在可以控制和接受的范围内,但是,即便不去考虑那些垄断行业和普通竞争行业的差别,就是在一个企业里面,普通的职工和老总的收入差距也远远超出了国资委的公告。更为可笑的是,像损失了5.5亿美金的陈久霖(中航油的老总),年薪更是惊人的490万新加坡元(人民币为2350万元)。这个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社会收入差距急剧放大。甚至,打着“减员增效”的旗号,管理费用并没有减少,但是下岗职工的工资转变到了各级管理者口袋之中。在拉大收入差距的同时,还加重了财政的负担。
  从1985年到2000年,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才109.46亿元,但补贴亏损就高达6501.12亿元,再加上2001-2003年的亏损补贴786.02亿元,合计补贴了7177.68亿元。单1997年2000年,国有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就达7057.4亿元(《中国统计年鉴2004》)
  那么,总有管理得好效益很好的国企吧。是的。都在垄断行业里面。像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这样的国企,当然效益很好,员工的待遇也非常的不错。问题是,经营得好的国企,国民从中得到什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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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国有企业没有上缴利润给国家财政。
  让我们回顾一下国有企业改革历程。
  “改革之初,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规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并允许企业保持一定的留利。但由于资源配置机制、宏观政策环境改
  
  且经济核算和审计制度不健全。这些制约因素使”利改税”无法绕开一户一率的调节税和”鞭打快牛”、”苦乐不均”现象,而且企业往往采取各种各样的变通手法来增加自己的所得,规避税负。结果政府的税收并未象设想得那样稳定地增加。”
  “在1987-1992年间,承包经营责任制构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承包经营责任制又有多种形式,主要形式是两保一挂承包制。具体内容是,一保上缴税利,二保企业的技术改造,实行职工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承包制的推行是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但是,承包制要真正达到政府的政策意图,有赖于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承包制合同的确定是企业与主管部门的”一对一”的谈
  
    但是,文件只是规定1993年前的老国企不用上缴利润,但1993年后成立的国有企业,还有象石油、电信行业国企也不上缴利润吗?也即是说,作为企业所有者(国民)投资的企业,从1994年起和其他所有企业一样只是交纳税金,其所得的利润,甚至是通过行政垄断根本就没有上缴国家财政用作国民的公共开支。”(《国有企业利益与国民利益》)
  国有企业不需要像国家财政上缴利润,没有哪一个国家是这样的。这样意味着什么?作为真正的所有者的全体国民,没有能够从自己所有的国有企业里面获得一分钱的收入。他们是真正的股东啊。可是却没有分到一分钱的利润。利润到了哪里?像中石化、中移动这样的公司至少还有国有股红利,虽然N多的利润给了境外的投资者。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垄断的地位带来的超额的利润。那些其他的不上市的公司,利润到了哪里?天知道。
  事实上,“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芝麻开花节节高:1998年为529亿元,1999年为967亿元,2000年为2392亿元,2003年为3784亿元,2004年有可能接近5000亿元。
   国企利润猛增,乍一看是好事。而且,国企既然是政府投资,利润自然记在政府账上,也即成为公共财富。不过,再稍微细致地分析一下,这个数字就不那么耀眼了:上述利润大部分来自石油、石化、电信、烟草等国家垄断行业。这种垄断之下的利润来源高度集中,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只要政府放开这些行业,允许外资和民营资本自由进入,它们的赢利能力就会受到极大影响,从而使得整个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总额大幅度下滑。”( 《政府如何抉择国企利润与市场公平》)
  看得很清楚了,在非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是亏损居多,在垄断行业,国有企业获得了巨额的利润,是所有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中主要利润部分。很可惜,这些利润都没有上缴国家财政。老百姓从中一分钱的收益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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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国有企业是否应该退出竞争领域?
  答案当然是“是”。
  “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政府部门并不必然以社会大众的利益为目标,当社会不能有效约束政府时,政府部门有可能利用其垄断性权力谋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事实上目前政府自身的激励机制决定了它必然追求所管理的国有企业的规模和速度,这与政府及其国有资产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职能存在根本的冲突。《南方都市报》3月5日的社论提出,目前,国有企业垄断着一些利润最丰厚的一般竞争性领域,这是必要的吗?这是合理的目标吗?……我们需要考虑:建立或维持国有企业的目的究竟何在?是为了向民众提供公共品,还是纯粹为了赢利?
     确实,现在这一个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国有企业通过垄断追求利润最大化却损害作为投资者和所有者的国民的利益,政府是要追求国有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还是追求国民利益的最大化?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来回答。通过以上论述,国有企业是否退出一般竞争性行业,应该持肯定的观点。”
  可是,郎咸平主张是什么?他主张停止国企改革,他认为国企能够做得好,他甚至主张重新国有化起来。
  我同意,在国有资产的MBO的过程中,充满了罪恶和黑幕。但是不能以国企MBO存在问题,就否定国退民进。甚至主张重新国有化,更加甚至是加强中央集权。这不仅和现实和规律完全背道而驰,而且和(混合型)市场经济中小政府的道理完全相悖。
  国企一定要改制。国有企业一定要退出市场经济中竞争性领域。退出的时候,也一定要公开、公正和公平。这才是中国国企改革的方向。
  鉴于时间关系,暂时到此为止。
  
  

Author: 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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